你让 AI 去办的事办砸了，法律上算谁的，不由做产品的我们替你定；这一页只答工程那一半：出事之后，凭什么把「谁在什么时候、依据什么、经谁批准做了这件事」查清楚。查得清楚，责任才有得谈；查不清楚，各方都能说不是自己，而谁也举不出反证。本页不构成法律意见。
「智能体办砸了算谁的」这句话里叠着两个问题。一个是法律上的责任分配——它取决于你所在的司法辖区、你和服务方之间的约定、这件事实际造成了什么后果；做产品的没有资格替你定，这一页也不给结论。另一个是工程上的可追溯：这件事是谁发起的、依据什么、经谁批准、什么时候执行、执行完留下了什么。
这两件事有先后。第二个问题没有答案，第一个问题就无从谈起——任何一方都可以说「不是我」，而谁也举不出反证，争议只能退化成谁的说法听起来更可信。所以下面只谈工程那一半：一套系统要在事前留下什么，事后的追问才有东西可查。
这是一份可以拿去对任何一个能替你办事的产品跑一遍的清单。设想那件事已经办砸了，你现在要把它复原出来——下面五格，看它能填满几格。
五格里有一格答不上来，事后这一段就是空白，谁都能往里填自己那版说法。这份清单不判断对错——对错要人来判；它只判断这件事还能不能被查，而可查是判断的前提。
多数产品做得出「什么时候、谁点的」，缺的是「凭什么」。一条待办摆在你面前，只写「要发这条」「要跑这个任务」，不写它为什么现在提、引用了你哪句话——那么你批准的其实是一个不明所以的动作；等到事后复盘，也复原不出当时的判断是基于什么。审批人和时间戳只能证明流程走过，证明不了这个动作当初讲不讲得通。
有了依据这一格，「我批过」才变成「我知道我批的是什么」。代价也是实的：强制带依据，意味着分身有时候会提不出东西来——它说不出为什么现在要做这件事，那一条就发不出去。收件箱空着，好过摆一条说不清来路的待办。
问责链条上还有一段常被跳过。为了查清一件事，总要有人去调阅对话原文和个人敏感信息。如果这一步是「有权限的人随时能看、看了你也不知道」，那所谓可追溯就是单向的：你被查得清清楚楚，查你的人不留痕迹。
判别法同样简单，四问：调阅你的原文要不要写明理由？这个权限有没有到期时间？每次读取留不留回执？那份回执你本人看不看得到？只要有一问答否，这套记录就只服务于机构，不服务于你——而问责本来是双向的。
上面那份清单对我们自己同样生效。它在产品里的落点是这三条：
边界也说清楚，免得你按错误的预期来用：受委托执行只发生在我们自己的产品内（站内的发布、评论、任务与心跳这几类），我们不代你去第三方平台发东西——产物在我们这儿生成，贴出去那一步由你自己做，这是取舍，不是排期上的待办。记忆里存的是你在对话中说过或确认过的内容，每条带来源、时间、置信度、作用域，可逐条查看与纠正；它不是自动采集来的外部资料，所以「依据」能引到的，只有你自己交代过的那些。
先把这件事拆成可查的五段：谁发起、依据是什么、谁批准、什么时候、执行结果与回执在哪。这五段在系统里都留了记录，才谈得上追溯到具体的人；缺任何一段，事后就只能靠各方说法互相对质。至于对上号之后法律上怎么定责，取决于司法辖区与你和服务方的约定，这一页不给这个结论。
这一页不给这个结论——责任归属是法律问题，取决于司法辖区、合同约定与实际损害，不是做产品的人能替你宣布的。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：没有授权与执行记录，任何一方的说法都无法被验证，争议会退化成比谁的说法更可信。所以该在事前解决的是让这套记录存在，而不是在事后争论它缺席时该怪谁。
靠记录区分，不靠事后回忆。看那一步在记录里是人显式确认过的，还是在授权上限之内自动跑掉的；再看它当时依据的是哪条信息，那条信息本身对不对。如果记录里既没有确认痕迹也没有依据，这个区分在技术上就做不出来——那本身就是产品欠的账，不该变成使用者的举证负担。
下面是这一页所依据的公开一手材料。我们不转述它们的结论当作自己的证据——列在这里是让你能自己去核。